古代贵州，地瘠贫穷。中原商贾辐辏之时，贵州却多是以物易物。明代商业繁盛，商帮兴起，如山西商帮、陕西商帮、山东商帮、福建商帮、微州商帮、洞庭商帮、广东商帮、江右商帮、龙游商帮、宁海商帮等驰聘大江南北，财务随着他们的足迹而涌动流通。贵州虽建省，却只有驿道上的贩夫走卒肩负着商业的重任。
进入近代，但泸商、晋商、陕商、微商、粤商、川商、赣商、湘商、以及宁波帮、绍兴帮、南京帮、扬州帮等已经富可敌国，左右官府，交通洋人，黔商才开始形成，并缓慢而艰难地进行以鸦片贸易、食盐经销、贩运洋纱洋布贵州土特产为主的资本原始积累。在“时代落伍者”的贵州，“社会零乱乖错，似千百年之旧态：民智酣梦否塞，依然三代以上之故习”。而黔商的兴起，成了推动贵州走向近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。但大山阻之，财力限之，民智塞之，有多少人在经商之道上攀爬沉浮，聊以养家糊口，或小有积蓄，转而投资置屋买田，甘当土地经营者，却视商海为畏途，坚持经商的多数，总在山坳上徘徊。
然而，依然有一批心志远大、敢冒风险、具有大山风骨和大山深蕴的黔商，从山谷爬至山腰，喘口气、咬咬牙、翻过山坳，走出山门，实现了通江达海、一展宏图的宿愿。其中的佼佼者，如华之鸿，以经营盐业制富，创办机械造纸厂、文通书局，又扩建茅台酒厂、兴办公益事业，支持辛亥革命。华之鸿逝世后，其长子华问渠子承父业，出任文通书局总经理，进一步发展了文通书局的文化产业，最后成为了全国著名的七大书局之一。通过罗致人才，长途贩运，广设商号，走出贵州，走向全国并走进香港和东南亚的“安顺四大商号”之首的帅灿章，成为巨富后，倾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，捐资从事社会公益事业，反哺故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支援贵州建设，他先后投入贵阳的资金达4.7亿多元，折合黄金5307两。毕节的黔商刘熙乙，以贩运鸦片、食盐致富后，投资工商金融，成为商界巨擎，曾出任贵州银行总经理，其经营的工商业务遍及省内外，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为时人所敬仰。此外，以创办“群名社”在上海扬名商界的蔡衡武，致富后不忘为家乡培养人才，资助贵州留法勤工俭学的王若飞等10余人；始创“赖茅”的赖永初，江南许多省份和香港都有他经营的商号、钱庄。他先后担任过重庆市银行和贵州省银行总经理，成为贵州工商界、金融界和教育在民国年间的名流。
清末民国年间，一批黔商走出山门，闯荡商海，在中国商界中黔商有了一席之地。他们的成功，一如华之鸿所秉持的经商与做人原则：“钱财乃田地间公物，用之当则福，用之不当则祸。众人皆贫我独福，夫何快哉！”二如原籍湖南，后在贵州创办贵州企业公司、担任总经理兼董事会董事长的彭湖所言：兴办企业，人才为要，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潮起潮落之间，黔商顺天应时而起。他们中的诚商良贾，为富民兴黔殊多贡献，恕不一一列名。
半轮甲子过去了，黔商多数仍在改革开放的山坳上跋涉，远未有清末民国年间黔南中先进者能邀游商海的气势，别说与浙商、苏商、闽商、粤商比，就是与四邻居的川、渝、桂、滇的商人比，也难望其项背。原因何在？愚以为缘于历史文化的惰性，多数黔商孤军苦斗，难成集群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，既乏财力底气，也乏文化底蕴，一老板而已。故笔者曾戏言：“贵州多老板，少企业家。”即使堪当企业家者，难免鱼龙混杂其间，这鱼虫者不缺企业家的钱财，惟缺企业家的社会良知和责任，故难以修身、齐家、富国、利天下。
黔商正处于“行百步半九十”的关键时刻。翻过大山，走过山坳，山外有山，山那边还有大江大海。古人教诲读书人的那句名言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若改为“金山有路勤为径，商海无涯苦作舟”，不也可以作为黔商的座右铭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