典当、钱庄、票号等具有近代金融性质的机构在贵州也发育较早，因为它们源于货币兑换并与商品流通的需要相联系。据《高宗实录》226卷记载，清代以后典当业最多的地方除京津、山西和广东、福建等传统商业发达地区外，也包括甘肃、贵州和陕西至光绪年代，钱庄、票号在贵州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涌现。其中：一部分由本地货币兑换业及一般商号发长演变而来；另一部分来自外地，如由 而入的“天顺翔”、“兴顺和”和由陕而入的“百川通”等尤为活跃，还有官营的押当和银钱号。光绪三十四年贵州创设官钱局，在遵义、安顺、毕节、铜仁、黎平等府没有分局，桐梓、湄潭、古州等地设有办事处，主要经营存货、汇兑、金银买卖、票据贴现、同业拆借等近代银行业务。
清代官府大多重视这些“钱商”，如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认为，钱票有利无弊，商即便于取携，官亦籍省赉运，国民两利，故主张其自由发展。乾隆年的官府对一些典当行借予“皇本”并允许经营存款。雍正九年在毕节设宝黔局开铸制币以满足市场需要，为整治货币流通，官府对私铸小钱及货币市场进行干预，光绪年间因铜价高昂而停铸制币改铸黔宝银饼、并设公估局审定金属货币的重量和成色，推行公估平衡，以保证和稳定商品流通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贵州清代的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已相当兴旺，并与重庆、常德、柳州、汉口、上海、昆明等重要的经济中心通汇，对当时的商品流通和商业资本积累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，并由此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。而在实体经济面，汞、铅、铜和鸦片、木材、桐油、五倍子等土特产大量输出，食盐、纺织品大量输出，水陆交通大为改善，商业性农业（烟草、油菜、棉花）显著发展并促进了粮食生产，纺织、印染、锻铸、粮食加工等手工业也相应兴旺起来。
民国期间，随着国家近代银行制度的建立，官府局改为贵州银行，逐渐出现了中央银行贵州支行、中国农民银行贵阳分行、中央储蓄会贵阳分会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贵阳分行、金城银行贵阳支行、中国银行贵阳支行、交通银行贵阳支行等二十多家近代金融机构。金融业务也有长足发展。所有这些，对贵州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。如工商企业筹措和运用资金，建立近代公司，进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与流通等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。
古典经济学家们在论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时，一般会注意到工商业活动和技术创新。然而，以研究经济发展而著称的熊彼特却发现了信用体系的财富创造功能。他认为技术创新虽然是简单再生产之上的新组合，而银行家介于想要形成新组合的人们和拥有生产手段的人们之间，提供了超越了现存商品基础的“非常信用”，从而在本质上导致了发展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．希克斯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看发，他发现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技术创新的直接结果，只有在金融革命发生（近代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资源得以高度流动）后它才有发生可能。而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三卷中则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重要作用。即：集中与分配社会闲散资金、提供和创造货币、促进资源在部门间的再分配、节约流通费用、加速资本周转、促进资本集中与垄断。纵观贵州历史上的“钱商”不也正是起到过这些作用吗？